我是1991年开始干电视这一行的。
1989、1990年前后我的时间能比较随意地安排，我就和一些同事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找项目，做饭店的经营管理和别的生意，那时没想要当电视人。
1991年夏天，北京电视台一位在深圳大学听过我讲课的大姐打电话找我，说你在讲课时老说中国电视这不行那不行的，现在北京电视台有个机会，你是不是可以自己来试一试。我就到了北京，参与创办北京电视台的《18分钟——经济与社会》栏目。
我第一期节目做的是《北京：从亚运到奥运》。记得当时采访张百发时，我追问他：“听说你说过办不好亚运会你就跳楼，那么要是申办不下奥运会你是不是也准备跳楼？”他大笑起来然后回答得非常精彩。
第一次出镜时，我不知该往哪儿看，脸僵硬，特傻。结果就那样播出了，那期节目成为我永远的参照。
在北京电视台节目做得比较顺手，中央电视台那时叫《观察思考》栏目的负责人留意上我，我回深大后他们就联系我再回北京加盟《观察思考》，从1992年7月起我进入中央电视台，1994年初转入《东方时空》，然后参与创办《焦点访谈》，一路干到现在。
我至今都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工作人员，我的关系还放在深圳，几年前深圳大学把我“清理出”教师队伍后，档案关系至今挂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到中央电视台七年多，我至今没出过国采访。因为没单位给办政审。
在中央电视台，我拿的是临时出入证，每半年换证时就要临时找个单位作担保出证明。中央电视台的门卫纪律严明认证不认人，前两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出入证一时没办下来，门卫不让进，我只好天天到传达室开进门条，来客和接待栏都写我的名字，自己接自己进台门口。
因为没有铁饭碗，所以我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分房子、提干部、轮出国、配汽车、评职称，我都没有资格去争，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干活。不是正式工，就会有随时被解聘的压力，你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还得避免与别人发生无谓的冲突，这才能生存下去。当然反过来讲，这样的压力逼得你能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中央电视台上上下下的领导们能让我这么一个“社会闲杂人员”主持这么重要的栏目，还经常主持大型的直播节目，非常大胆。因此我觉得我也应该努力把活干好，这是相互信任。
我以为主持节目不是播音，是说话，像马路边大家伙那样地说话。节目主持人要想接近观众，就应该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要允许有口音、有齿音字、甚至读一些大家都念错的白字。原来有要求主持人要实行持证上岗，必须通过普通话测试考试。我不反对主持人——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应该尽量说好普通话，但是为了提高主持人素质，我们不去计较主持人的知识水平、文化修养，单要以播音衡量，我觉得不对。所以我们几个人谁都不去考，要因为这个下岗，观众自有评说。不知怎么的，后来也没人再提这回事了。
有些主持人很容易在乎自己在屏幕上的形象如何，希望把自己最漂亮、最光辉的一面献给观众，其实观众未必在乎你这个，关键是你说的话在不在理儿。有的主持人一出来珠光宝气、浓妆艳抹，观众先晕了，估计前30秒大家根本没注意说了什么，结果外在的形态常常会破坏传播的功能。
我想追求的是那种平实的、棉里藏针、话中有话的表述方式。我从上镜第一天起就不化装，灯光师说不化装脸上会反光，那我也不化装。记得有一次开会宣布主持人以后要统一化好装出镜，结果有人说“那方宏进怎么不化装？”结果领导开玩笑说：“你的脸有他那么白吗？”我只有两套西装、两条领带，我觉得朴实更接近我的职业角色。《焦点访谈》经常会出现节目临时更换，不化装我随时可以做节目。平时我从来不背稿子，就靠嘴自然地说，所以紧急时五分钟就可以上直播。
我做节目时不喜欢引经据典，不喜欢华丽的词藻，可能有人认为我噜嗦，没有节奏，也没有魅力。这些说法我都知道，但我认为我的作法有我的道理。
我不喜欢那种声色俱厉拍桌子式的剑拔弩张，那只是一种宣泄，缺少让人回味的东西。有人说，你在抨击腐败的时候为什么缺少力度？我说那种拍桌子的“力度”只能做一天，而我天天在做这类节目，你能天天拍桌子？连拍一个星期的桌子，天天在那骂人，大家早烦你了。
我现在住在普通的居民小区里，加班晚了或电梯坏了就爬高层。到电视台上班，有时候走路，有时候打的，有时候挤公共汽车。前两年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现在不骑了是因为已经被偷了三辆，烦了不想再买了。
不是我没钱买车和买房。我不买车是因为我不开车，平时我忍不住就想喝酒，我不想整天因为这事涎着脸去向警察求情。我不买房是因为没有特合适的，现在租房住也没觉得有太大的问题。
也许没车没房更能找到准确的职业感。我上街从不戴墨镜，我不用像明星人物那样，害怕出门，怕被人围住签名照相。在马路上、在公共汽车上，别人见到我会很友好地打招呼，会跟你讨论刚播过的节目，议论你哪些说得对哪些说得不对，当然也会有找你告状的。我上市场买菜，从这头到那头一溜的售货员跟我打招呼，这个告诉我又出了点什么新鲜事，那个动员我买点什么东西。我喜欢这种好像生活在村落亲友中的感觉。
我做《焦点访谈》后，呼机上几次收到过恐吓的信息，要人头什么的，当然没真正发生过危险。告状的跟到过我的家门口，也经常堵在电视台门口，所以我只能绕道回家。
我是个生活有秩序的人，除非是特殊情况熬夜了，一般都是早上六点多钟起床。第一件事是上网看会儿新闻，中间要喝最大号的雀巢咖啡瓶泡的两大杯沱茶，不爱吃青菜、水果。喝上沱茶是偶然的，起先觉得沱茶的形状挺好玩，尝尝后觉得有滋味，再喝别的茶觉得没劲。下午要是不做节目，中午我会喝二两酒，吃很多肉。我的饮食习惯、生理特征、脾气禀性都特像蒙古人，但我们家家谱上对此没有什么可追溯的记载。我晚上一般没有什么社交活动，约会能推的就推，不能推的也就是和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喝茶。
在家晚上十点以前主要是陪女儿玩，一起玩各种游戏。我的业余爱好不多，除了听音乐、玩计算机就是读书。我是计算机发烧友，现在用的电脑是我买的第七台，最好的配置好来玩游戏。我喜欢在电脑上与女儿一起玩游戏，游戏可以让你和电脑构成一种互动关系，使你了解它，使它接受你。我特主张让孩子玩计算机游戏，我相信盖茨的业余时间也会有一半用在玩游戏上。现在我电脑的配置用软件和声卡解析声音，三百多块钱的一对喇叭声音赶得上上万元一对的。我也曾努力想学习计算机编程，想自己编程序来玩，但是年纪大了学不好了。
因为是学物理出身的，我很喜欢技术的东西，在大学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在实验室里干。学了物理对我一生有作用的是两点，一是想事逻辑清晰做事条理分明，二是不迷信不盲从。
我不是个缺钱的人。八十年代末，我在深圳是有名的第一批股民，那时候股票发的是纸，没有专门的交易所，互相拿着身份证和股票，用书包装着一包一包的钱在街头交易。那时我一度很有钱。而后来生意做砸了，有一段时间我手头很紧，没钱又整天在有钱人圈里混，非常窘迫。
因为有过这种经历，所以我不太在乎钱。第一我不怕穷，我相信我不会真穷。从现在的水平退回去也不会感到恐惧，砸了饭碗不会没饭吃，从头来干别的又不是没试过。有了这种底气，才不会为了钱低声下气，使自己没有自信。
当然我不会拒绝钱，我还希望有更多的钱。有更多的钱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度，不是为了一般的物质享受，有钱就有力量，就能办成别人心里想想、嘴上说说的好多事。
我现在的一切可能都是职业感的，我不可能穿着杰尼亚去骑自行车或挤汽车，那才叫有病。我以为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生存环境是配套的，我在深圳大学教书时，曾一度穿名牌服装，整天在大饭店里呆着，讲英文跟外国人混，因为那时要以干酒店为职业。
我设想过要写名人回忆之类的书。亚洲金融风暴后，曾想写一本从企业角度应对金融危机的书，写了十几万字写不下去，情况随时变化，后来就放下了。我以为冷兵器时代是个体对个体的战争，火器时代是火器对集体的杀戮，核武器时代通过核威慑来形成力量，而这个世纪所谓的战争很可能是通过互联网对敌对方财富的打击和掠夺。互联网上的金融战，多少个亿的钱可能几分钟内化为乌有，我想从企业角度来研究打国际金融战的战略模式和战术技巧。当然，我不是专门的研究人员，也没有时间作专题研究，只是凭兴趣，有空还会拣起来再写。
（摘自《华夏》改刊第九期，方宏进口述，成林采访。）
我1961年6月10日生于天津，祖籍广东开平，我父亲的爷爷十几岁时就做“猪仔”（修铁路的劳工）去了美国，所以我们家也算是华侨世家。
老家那一带，成年男人一到能出去的年龄基本都去了旧金山，留在家里的都是妇女和孩子。我回老家的最深印象是：家家都有炮楼和围墙，解放前那里因为有土匪，所以妇女都是背着枪下地干活的。我就见过一张我父亲的奶奶（我们叫太婆）背着枪又背着孩子在地里的照片。
解放前我父亲在广州读中学时，和叔叔一起参加革命，家里已经给他们买好了美国的船票，他却自己偷偷北上参加了解放军。后来上了大连海运学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引水员。60年代后因家庭背景海外关系的缘故我父亲不断倒霉，文革时干脆下放到码头上去扛大包。改革开放后他又回去当了远洋船长，跑过很多国家。
我母亲是山东河北交界一个农村的孩子，十几岁就到天津当童工，后来半工半读而成为报纸的工人通讯员，靠自学以后成为《天津青年报》、《天津日报》挺有名的记者，我爱写东西大约是受了妈妈的影响。
我在天津读小学、中学，1979年考入中山大学物理系，1983年毕业分配回天津第二教育局当老师，1984年考入南开大学，在社会学系读研究生，1986年分配到深圳大学管理系当教师。我在南开大学没有拿到硕士学位，因为毕业论文是分析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我却没有直接引用一句马列的原文，奇怪的是那篇文章后来又在全国评选时得了个什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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